在卫燃耐心的等待中，视野中的白光散去，周围也变成了自己熟悉的工作室。

金属本子的第16页，那张羽毛笔绘制出来的图案已经变成了一张黑白照片。这张照片里，躺在担架上的士兵原本模糊的面容也变得清晰了不少，可以依稀看出正是拉诺护士。

而在照片的下面，金属羽毛笔簌簌的写出了一行行的文字。

“卡住绞肉机的硬骨头”

1942年10月3日，瓦连京连长及政委谢尔盖所率连队遭德军火炮覆盖性打击，全员牺牲。

急救站医生帕沙率战地医护工作者及伤员补充前线阵地阻击，无一投降，无一幸存。

邮差雷夫里、护士拉诺及狙击手达尼拉，于当天遭遇德军巡逻队，为掩护火炮观测员安德烈相继牺牲，其尸体由护林员乔亚率领林场伐木工抢回，合葬于勒热夫郊外松林。

火炮观测员安德烈，于当天完成火炮指引任务后，接到新任务继续潜伏于松林深处，一周后于返回苏军阵地途中不幸触雷身亡。

护林员乔亚，勒热夫战役结束后，与尤娜结婚并幸存至二战结束，曾长期寻觅火炮观测员安德烈尸骨，直至苏联解体后放弃并乔迁至莫斯科定居。

苏联红军战士伊万，1942年9月末，因伤退役，返回故乡秋明，就职于秋明国立大学图书馆负责保洁工作，并于1997年夏离世。

苏联红军战士，艺术家托尼亚，1942年9月末，因伤退役返回故乡莫斯科，战争结束后成为摄影师，育有一子。其子谢尔盖曾短暂就职于共青团真理报。苏联解体后，父子二人合作经营照相馆，2001年冬，托尼亚于睡梦中辞世。

写到这里，金属羽毛笔另起一行，写出了一个位于莫斯科的详细地址，以及一个叫做谢尔盖的名字和一串电话号码。除此之外，这羽毛笔还额外提供了一组详细的坐标。

略作停顿，它又另起一行继续写道，“那些被遗忘的名字，都曾是被遗忘的战场上无人知晓的英雄。他们为之努力的，也许只是为了让活着的人不再经历他们经历过的痛苦。”

哗啦啦的翻页声中，金属羽毛笔在缓慢旋转的红色漩涡下继续写道，“我亲爱的战友，感谢你见证了我们的婚礼。我亲爱的战友，感谢你为我们按下的快门，我亲爱的战友，感谢你馈赠的伏特加。”

伴随着“当啷”一声脆响，完成工作的金属羽毛笔砸落在了坚硬的实木桌面上。

卫燃用力搓了搓脸，深吸一口气，将手伸进红色漩涡里，将里面的东西取出来摆在了桌子上。

这次得到的，除了一条苏军斗篷，以及一双二战德军普遍装备的皮质行军靴之外，那双擦得锃亮的长筒皮靴里，还各自塞着一块厚实的裹脚布。

而这分属两个阵营但却摞在一起的标志性服饰装备中间，还有个看起来很有年代感，其上印有烫金的“共青团真理报”字样大本子。

轻轻掀开这个比A4纸还大一圈的塑料皮本子，卫燃发现，除了第一页手写着“苏联红军第31集团军，第220步兵师第673团”的字样之外，其后的每一页上，都固定有四张苏联红军士兵的单人照，这些单人照的下面，还用暗蓝色的钢笔字迹写着一个个地址，而在这四张照片的中间，则是一个烟盒大小的纸袋子，里面装着对应这四张照片的底片。

随着他一页页的翻动，这本相册里出现了太多他熟悉或者陌生的人，他们里有曾经和自己一个围着炉子，一边烤着裹脚布一边听艺术家托尼亚唱歌的那些战士，有曾经和自己说，他的家在斯大林格勒，他的儿子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工作的那个老兵，也有当初送他靴子的战士，更有瓦连京连长、谢尔盖政委，以及当初差一点被选上成为达尼拉副手的那个战士鲍里斯。

将这本厚实的相册翻到最后一页，卫燃却发现里面只有战壕里那些士兵的照片，其后拍摄的却是一张都没有看到。

将仍旧放在一边的金属本子往前翻了一页，卫燃将那张黑白照片旁边纸袋子里的那厚厚的一沓底片拿出来，一一卡在了背光板上，等他接通背光板的电源，这才稍稍松了口气，那些在相册里没出现的照片，都在这里呢。

仔细的收起这些底片，卫燃最先拿起仍旧放在桌子上的长筒行军靴看了看，这双靴子和旁边的斗篷一样，看起来都被金属本子恢复了“出厂状态”，上面既找不到尺码和生产日期，也找不到生产厂家的编码。

但这双靴子的鞋底却要稍稍厚实了一些，就连镶在鞋底的防滑钉看起来也要更加的坚固耐磨。

还算不错...

卫燃暗自嘀咕了一句，将其放在一边，随后又把那条厚实的斗篷展开披在了身上。

对着远处的镜子欣赏了一番，卫燃索性把那双靴子也换上，从桌子上的木板箱里，拿出了那支svt40半自动狙击步枪。默不作声的端详着枪托上的刻痕和那两排五角星。

轻轻弹了弹穿在拉机柄圆环上的那两枚戒指，他在清脆的撞击声中喃喃自语的叹息道，“可惜，它上面再也没有机会刻满100个德国人的生命了。万幸，它上面再也没有机会刻满100个德国人的生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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