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手粗脚的，使唤做佣人还行，纳妾生儿子却不够。

牙婆说道：“这新罗婢有三等。上等能歌善舞，中等容貌秀丽，下等任劳任怨。上等新罗婢，一到港就被青楼买走。中等新罗婢也有富人争抢，杭州只剩下这些了。”

“这些能算中等？”李邦彦颇为不屑。

牙婆又说：“等下一船新罗婢运至，我立即过来给相公报信。”

李邦彦问道：“每船都有？”

牙婆说道：“也不一定，但这两年越来越多。”

高丽先被金国劫掠一通，而且还赔偿了粮食，平壤及以北地区饿殍遍地。

大明军队占了平壤，也让高丽提供军粮，而且每年都需要支付。

高丽的粮食哪里够啊？

他们想方设法用土特产抵粮，甚至抓来乡下女子，卖给迁徙过去的汉人光棍。

有个读过书的浙江海商，在高丽进货时得到启发。他知道唐朝时流行新罗婢，于是伙同高丽官员搞人口贸易，再让杭州读书人进行宣传炒作。

“新罗婢”一下子就火了！

高丽的朝中重臣得知消息，非但没有阻拦，反而也加入进来，而且提供的新罗婢质量更高。

就连下等的新罗婢，也有富人愿意买。

因为任打任骂、任劳任怨，给她们吃顿干饭都感恩戴德。

这还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发自真心实意。

想想高丽百姓过的啥日子吧，在中国只能用来披麻戴孝的布料，放在高丽却属于市场流通“货币”。

下等新罗婢全是高丽底层女子，她们被卖到杭州来做佣人，吃穿都比在老家时更好，当然愿意勤勤恳恳干活。

李邦彦现在杯弓蛇影，干啥都小心翼翼，不由问道：“朝廷不准蓄私奴家里养新罗婢犯法吗？”

北宋末年，基本已废除奴隶制，就连犯官的女眷都不再纳为官奴。

《大明律》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明文规定不得养私奴，对仆人雇佣合同也严格规范。虽然执行时有很大问题，但法律漏洞被堵死，一旦查到就属于违法行为。

牙婆笑着说：“相公且安心，我也是公牙，在官府都登记注册的。既是公牙，自当守法。那些新罗婢会先在官府落籍，买卖时再签五年雇佣契书，期限到了重新签契书续期即可。”

“那还行。”李邦彦点头。

这个真没有相关法律规定，古代怎么可能限制跨国移民？

而且大明开国不久，落户政策非常宽容，以此来鼓励隐匿户落籍。

新罗婢作为海商随从入港，交一笔入港税就行。然后再由海商前往官府，给新罗婢办理大明户口，并补上大明的雇佣合同。交易的时候，合同也一并转让。

全程合法！

牙婆又问：“相公那天说到昆仑奴，可是想买一个？”

李邦彦诧异道：“杭州能买到昆仑奴？”

牙婆解释说：“杭州没有现货，但可以联络海商，让他们从广州随货品带来。”

广州黑奴，数量特别多！

朱彧在宋徽宗宣和年间，写了一本《萍州可谈》，里面就有广州黑奴的记载：“广中富人，多畜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言语嗜慾不通，性淳不逃徙，亦谓之野人。色如墨，唇红齿白，髪鬈而黄……久蓄能晓人言，而自不能言……”

广州那些黑奴，除了少数大食商贾带来的非洲黑人，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南半岛和南洋诸岛的矮黑人。

矮黑人又叫尼格利陀人，他们跟非洲黑人相貌近似。但从DNA角度来分析，却属于亚洲人的分支，只不过为了适应气候环境，才变成那副鬼样子。

唐代的昆仑奴，也以矮黑人居多。

他们最突出的优点是——擅长游泳！

唐代传奇《甘泽谣》，就写了一個恶趣味太守。每当坐船来到新的水域，就把宝剑扔进水中，然后让昆仑奴去捞，以此展示自己的黑奴特别牛逼。最后，这个昆仑奴被鳄鱼撕了……

宋徽宗年间的《萍州可谈》，也记录了黑奴的主要用途：充当水手。

遇到大风暴时，让黑奴去收帆张帆。

遇到船舱漏水，让黑奴去修补漏洞。

“可有菩萨蛮？”李邦彦突然问。

牙婆笑道：“我年轻时做过歌女，也会唱小曲的，《菩萨蛮》我会唱二三十首。”

李邦彦说：“菩萨蛮是人。”

牙婆疑惑道：“菩萨蛮不是词牌吗？”

李邦彦发现自己找到了商机，昆仑奴一直都存在，如今又有了新罗婢，唯独还缺个菩萨蛮。

菩萨蛮的来源众说纷纭，一说是来自中亚的白人，一说是西南地区的夷人，一说是东南亚的番女。

白人之说，几乎可以无视，因为那玩意儿叫胡姬。

西南夷也不太可能因为从典籍记载来分析，唐朝时候的西南小政权，没有那么发达的纺织技术，也缺少那种信仰和穿戴风俗。

菩萨蛮应该来自泰国、缅甸一带！

李邦彦当然没有这么清晰的地理意识，但他为了讨好宋徽宗，喜欢读各种各样的杂书。

书上只说菩萨蛮来自女蛮国，而且详细记载了服装和首饰，其余细节全都模糊不清，那他完全可以生造出新的菩萨蛮。

李邦彦拿出一串铜钱（一百文），塞到牙婆手里说：“杭州谁最熟知海外番邦？”

牙婆喜滋滋把钱揣进怀里：“杭州的海商，多往高丽、日本贸易，或者是运货到福建、广东。”

李邦彦说道：“高丽、日本多有使者进京，已经不怎么稀罕新鲜。我是说更远的番邦，距离不远也可以，但必须是国人不熟悉的。”

牙婆仔细思索道：“这个我还真不清楚，或许相公可以去拜访朱先生。”

“哪个朱先生？”李邦彦问道。

牙婆说道：“朱彧，《萍州可谈》就是他写的。两年前在杭州印刷成书，好多人抢着买来看，那书可有意思的很。”

李邦彦问道：“他也在杭州？”

牙婆说道：“朱先生是湖州人，常年住在广州，这两年又在杭州买了房子。”

李邦彦于是打听朱彧的住处。

临走时，牙婆问道：“相公可要预购一个上等新罗婢做小妾？”

李邦彦说：“不必，我还是找媒婆吧。”

之所以误找牙婆纳妾，纯属李邦彦的习惯性操作，他以前纳妾哪找过媒婆？都是让心腹直接买人。

等牙婆离开，李邦彦唤来忠仆：“去买一本《萍州可谈》。”

此书是几年前写成的，在湖州首次印刷，近两年才在杭州出现。

卷一写朝廷典章制度、君臣言行；卷二写广州商业、风土人情；卷三写僧道巫卜、神怪异事。

李邦彦很快把书读完，已经猜到作者是新党人物，又或者是某个新党的晚辈。

书中记录了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黄庭坚、沈括等人的大量佚事，描写新党时全是好话，描写旧党则暗中讽刺。

翌日，李邦彦带着仆人，租来驴车前往凤凰书院。

几年前，那里还叫报恩寺。

朱铭勒令关停全国庙观，每个县都有庙观限额，杭州凤凰山的报恩寺就被取缔了。

由杭州士绅牵头，商贾们也来捐款，官府再鼓励引导，最终将报恩寺改造为凤凰书院。

白崇彦做杭州知府时还规范了书院课程，即朱国祥、朱铭的学问属于必修课。至于老师们还要讲别的，那也可以，但不能耽误必修内容。

如今，已成为南方数省最有名的书院，因为校长是太子的伯乐陆荣！

陆提学在北宋辞官之后，到了新朝也不愿出仕，选择在越州（绍兴）开馆授徒。

他在前宋举荐过朱太子的事迹传开，前来拜师者越来越多，四年前被杭州凤凰书院聘请为山长。

《萍州可谈》的作者朱彧，也在凤凰书院当老师。他爹是新党官员朱服，因为党争原因，半辈子都在做知州，反复调来调去当官，最后在广州任上病逝。

朱彧考过几次科举，屡试不第便放弃，整日跟士绅、商贾、僧道、医卜、巫师瞎混。

李邦彦知道怎么在杭州立足，他今天顺便来捐款，直接捐一千贯给凤凰书院。

朱铭抄家返还李邦彦十万贯，异地汇票被商贾坑了一千贯，买豪宅和土地花了近两万贯。还重新雇佣了许多仆人，如今又给书院捐款，李邦彦可谓花钱如流水。

所以他急着赚钱！

“是你？”陆荣一脸厌恶的看着李邦彦。

李邦彦微笑道：“陆山长，俺是来给书院捐赠的。”

陆荣拂袖道：“阁下请离开，凤凰书院不要脏钱！”

李邦彦问道：“陆山长可知，在下为何能在大明做阁臣？”

陆荣冷笑：“背弃旧主而已，在新朝立功而已。”

“那位旧主是昏君，于国于民，该不该背弃？”李邦彦又问。

陆荣说道：“天下人人都可背弃昏君，唯独你这个奸佞弄臣没资格。”

李邦彦却说：“相比其他奸佞，我却没犯过大恶。我在前宋官至宰相，却只捞到两三百万贯。而且还不蓄田亩，不广置豪宅美屋，这是何等的清廉啊。昏君需要弄臣，我才做了弄臣，为何不能悔过投效新朝？”

“你真悔过了，此刻就不会来杭州，而是在内阁辅佐圣君。”陆荣讥讽道。

李邦彦一脸郁闷：“《大明律》颁布之后，我是分文未贪啊，甚至都不收礼了。否则的话，太子抄家时，就不会给我留那些钱。”

“哼！”陆荣相信这是真话。

李邦彦说：“我在前朝贪污的钱，已经被新朝收走。剩下这些钱，是我为大明立功所得。并非脏钱，不会侮辱了凤凰书院。”

陆荣摆手送客：“那也不必，阁下请走吧。”

李邦彦知道这钱是捐不出去了，退而求其次说：“在下学问浅薄，如今没了官身，想在凤凰书院求学。孔夫子言，有教无类。请问罪人可以向学吗？”

陆荣说道：“想进凤凰书院读书，那也是有门槛的。第一，品德恶劣者不收；第二，入学考试不合格不收。”

“那我恳请旁听，只站在门外，并不打扰学子。”李邦彦道。

“随你吧。”陆荣懒得再纠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