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我们对迈尔西爱路的袭击必然引来敌人的愤怒和报复。”易军同志说道，“此外，敌人既然安排将这几位同志押解到上海，这说明了敌人至少是掌握了一些情况的。”

“你是担心敌人可能掌握了一些足以威胁到我们安全的重要情况。”贺泽凯问道。

“应该不是那种足以威胁到我们安全的重要情况，或者最起码现阶段没有达到那种程度。”易军同志说道，“如果我们被敌人掌握了足以摧毁我们的情报却不自知，这将是可怕的，是我们的工作的重大失误，是不可原谅的。”

“可能是一些我们没有注意到的细枝末节、蛛丝马迹。”易军同志说道，“而正因为可能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细枝末节，反而更可怕，这意味着我们的安全工作有死角。”

他对贺泽凯说道，“很多次的教训告诉我们，往往是一些细枝末节上的纰漏，却给我们带来了令人心痛的损失。”

“有调查方向吗？”贺泽凯的眉头也是皱起来，问道。

易军同志是民国十五年就加入组织的布尔什维克，有着丰富的斗争工作经验，当他觉察到有值得警惕和注意的情况时候，意味着形势确实是已经到了严峻时刻，必须格外注意。

“暗处的敌人最可怕，就好像是毒蛇一般，随时可能跳出来咬我们一口。”易军同志说道，“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可能有一个揪出毒蛇的机会。”

“你的意思是，倘若我的怀疑得到证实，这位受伤较轻的同志确实有问题，那么，敌人必然会暗中联系他，如此的话，敌人就将暴露在明处，我们可以顺藤摸瓜……”贺泽凯说道。

“没错。”易军同志点点头，“当然了，我们对于这位同志的调查，是保护性调查，如果经过核查，证明这位同志是没有问题的，是忠于组织、忠于人民的，这自然也是一件值得欢欣的事情。”易军同志说道。

……

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

曹宇躺在休息间的木板床上，他的嘴巴里叼着烟卷，烟雾缭绕中眯着眼睛想事情。

特高课的杉田三四郎，这个跟随特高课新任情报室室长我孙子慎太从南京来的年轻军官，现在似乎有意重新调查‘陈州’案暨‘汪康年红党案’，这引起了曹宇的注意和兴趣。

汪康年是不是‘陈州’？

尽管曹宇并不知道真正的‘陈州’同志是谁，但是，曹宇可以以党性作保证，汪康年这个双手沾满了布尔什维克鲜血的刽子手，绝对不可能是自己那位神秘的战友‘陈州’同志。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汪康年不可能是‘陈州’同志，事实却是，汪康年被日本人怀疑是‘陈州’同志。

并且以他所了解的情况，日本人对汪康年进行了残酷的刑讯，想要撬开‘陈州’的嘴巴。

由此可见，日本人确实是倾向于认为汪康年就是‘陈州’的，最起码有部分日本人是坚持这个判断的。

那么，为何日本人此前会认为汪康年就是陈州？

是基于错误情报的误判？

曹宇倾向于是这种可能。

……

这种误判也可以细分为两种情况：

其一是出于种种原因，日本人获得的情报有误，或者是他们对情报的分析出现了误判，这种错误和误判并非是有人有意制造的，属于客观工作失误。

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有人暗中向敌人放出错误情报，或者是故意设下陷阱构陷，亦或是一步步引导敌人走入误区，最终使得敌人对汪康年产生了怀疑，而这种怀疑的最终结果就是日本人高度怀疑、乃至是部分人坚持认为汪康年就是红党‘陈州’。

曹宇更倾向于是后面这种情况。

倘若果真如此，曹宇心中对于这位暗中谋划这一切的同志是非常佩服的。

能够让日本人上当，对汪康年这么一个双手沾满革命者、抗日爱国者鲜血的汉奸刽子手产生怀疑，并且最终果断下狠手，此间的算计和谋划之难度，甚至远在一次战斗行动之上。

这位同志厉害的嘞。

正因为倾向于是这一种情况，所以，曹宇的心中便下定决心要尽量帮助这位同志遮掩，不能让敌人察觉、发现这位潜伏同志的蛛丝马迹。

不管日本人是出于什么原因和考量，重新调查‘汪康年红党’案，这都说明日本人最起码已经对此案已经产生了某种怀疑。

这是可以利用的一次好机会。

于是乎，曹宇故意在杉田三四郎的面前抛出了‘仇家陷害’论，试图将杉田三四郎对于此案的调查引导至程千帆这个极度仇视红色的反革命刽子手的身上。

如果他的小手段凑效的话，日本人将注意力和疑点投向了程千帆，他这边则择机与易军同志见面，商讨在合适的时机给程千帆的身上镀上些许布尔什维克的味道，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倘若能利用日本人的手成功除掉程千帆，此将浮一大白。

……

曹宇从床上坐起来，他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自己给自己对火，皱眉思考。

他在思考和琢磨程千帆这个人，看看此人身上有无破绽，是否有朝着此獠身上泼‘红水’的可能。

程千帆的手上沾染有布尔什维克的鲜血，若是以前，只此一点，想要‘构陷’程千帆都几乎不可能，但是，有了日本人怀疑汪康年是红党‘陈州’的先例，程千帆手中的鲜血，已经不足以成为此人身上的护身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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